□傅再純

1942年9月，邵武北門石橋邊朱克昌家的小孩，從光澤回到邵武，突發高熱寒戰，頸部、腋窩淋巴結腫大，不日，全身皮膚紫黑，發病僅4天死亡。是“老鼠瘟”（鼠疫），邵武地方紳士吳鐘先生說。不久前，他向縣公立衛生院院長許上文提議：“光澤發生鼠疫，邵武是下游，水陸交通必經之地，應作防范，嚴防光澤到邵武的的客商。”遺憾的是民國官僚草菅人命。許院長不屑一顧：“哪有什么老鼠瘟，不過是惡性瘧疾吧。”縣政府也不以為然。

于是一場“黑色恐怖”很快在邵武蔓延開來，城區幾天之內發病數百人。

鼠疫由朱家傳邱家，由忠孝街（南門）自強路（五一九中西段至新建路）一帶，到迎風街（五一九東段），出東門，連戶死人，有的全家絕戶。忠孝街一帶，店鋪緊閉，行人絕跡。街頭巷尾，哀鴻遍野，啼哭之聲不絕于耳。民眾無不驚恐萬狀，舉家奔逃者不計其數。

時任邵武縣縣長袁國欽慌了手腳，緊急向省政府求救，省府指派衛生處處長陸滌寰和東南醫防處的防疫隊，協同縣公立衛生院、救世醫院、第三戰區衛生訓所、第200后方醫院的醫務人員組成一支聯合防疫隊，同時成立防疫委員會協調指導疫病防控。對疫區消毒、檢查，對病人隔離和治療。全城開始大規模清毒。戶戶放毒鼠餌，撬地板，堵鼠洞，撒石灰，滅跳蚤。收集的死鼠堆積成小坵。因為毒鼠，貓狗也死光。鼠疫發生的時，先是染疫的老鼠發高燒,，跑出洞外找水喝，一喝水便死亡。老鼠死后，三五天就開始死人，染病者死亡率95%以上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縣防疫委員會緊急告示：一、染病者立即向防委會登記，速送福山庵隔離治療；

二、病死者向防委會報告，領取棺木購買證，無證買不到棺木；三、死者立即埋葬，不得停留，禁止辦喪事和親友吊唁；四、房屋消毒封閉，家屬強送北門富屯溪船上，隔離兩星期。

都晚了，不到兩個月，全城死亡400余人。

到11月，鼠疫蔓延到拿口的莊上、渡頭，大埠崗、和平、水北的越王、窯上等地，死了300多人。

1943年春，謝坊墾區1名傷兵染疫，鼠疫蔓延至謝坊、曹坊、衛閩、埂頭、外石、水口寨、橋頭等地，又死了400多人，僅謝坊死100多人。

全縣百分之八十的鄉村陸續傳染，尤其是富屯溪兩岸，幾乎村村發生鼠疫。

早死的還有棺木，到后來，木工做棺材來不及，只好草席裹尸埋葬。邵武的回民也用不上石棺。更可怕的是參加抬棺埋葬的“八仙”也陸續染病而死，“今天埋別人，后天被人埋”，以致后來連埋葬的土工都找不到。人人談“鼠”色變，留在家的偶爾出門，腳上要穿上白色的長筒鞋，全身裹緊。

劉漢輝醫生（已故）參加了邵武當年的鼠疫防治，他在文中回憶說，起初將病人隔離于富屯溪船中，人多了又移到福山廟內。省縣兩級的醫務人員來了不少，都貪生怕死，危重病區避而遠之。我這個助理醫師領了兩套帶襪的工作服，單槍匹馬被派到福山上去，之后再三請求，才找來一位姓鄧的護士協助工作。到了福山庵，眼見危重病人東倒西歪，奄奄一息，如同人間地獄。但劉漢輝醫生秉承懸壺濟世的醫德堅持下來。

時值抗日戰爭艱難時期，國民政府財力枯竭，缺醫少藥，設備簡陋。只能對發炎引起化膿的淋巴腺，采取切開排膿，創腔清毒后，填塞雷夫奴耳的紗條，每天或隔天換藥一次。經濟條件較好的病家，向外購買德國拜耳藥廠出品的百浪多息(磺胺類初期制劑)注射，這算是上等好藥了，但是能用上的寥寥無幾。后來，救濟總署分配來“鼠疫片”（磺胺噻唑），據說是特效藥，起初，病者尚能每天領藥，到了后來，僧多粥少，奇貨可居，又成了敷衍了事。

有部份邵武老中醫不注意防護，挨家挨戶去看病，結果染疫，邵武老中醫劉子明、楊嘉仂、楊品堂、饒云昇、林樸臣等殉職犧牲。

西門華嚴寺的僧人也參與“救苦救難”，召集信眾，設壇念咒做法事，求神拜佛送瘟神，當然于事無補。

當年，沖在防疫第一線的還有一個外國人——畢姆姆，天主教邵武救世醫院護士長。畢姆姆和另外2個外籍護士，每日2次，從東門天主堂步行至福山窠，為患者送藥、送飯，精心護理。隨著疫情惡化，不久，另2名護士因害怕而逃離。但是，畢姆姆不顧個人安危，夜以繼日，堅守崗位，不幸在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染上鼠疫，以身殉職。

《邵武市志》四十篇《人物》載：

畢姆姆(1895~1943)，女，德國人。畢業于匈牙利布達佩斯OTI醫學院高等護理學校。應邵武天主教會聘請，于民國二十一年(1932)到邵武救世醫院任護士，民國二十九年任護士長。她熱情周到，為普通百姓治病，待人和氣，醫德高尚......

七十多年過去了，今天我們要懷念她，為邵武抗擊鼠疫而殉職的國際人士，她的豐碑寫入《邵武市志》，也寫在邵武人民的心中。

經過七八個月的時間，到霜降后，這場鼠疫才基本控制，但仍舊不能全部殲滅。

1948年冬，一個江西小商販染疫，傳入邵武桂林的橫坑，蔓延至大放、神仙坪、余家坊、蓋竹和坳上，染疫死亡100多人。直至解放初期仍有個別病例發生。

民國后期，邵武全縣人口不到10萬，鼠疫死亡1200余人，超過1.3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