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鄧佑銜

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來，在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平房變高樓，沙漠變綠洲，貧窮變富裕，落后變先進。千變萬變，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腳下的變化。

我家住在光澤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山村，沒有公路，男女老少干啥出門就得步行。我小時候曾打赤腳上山砍柴、下田除草割稻子、拾田螺、捉小魚，都得步行而去步行而歸。

我兄弟五人，四個哥哥在舊社會飽受抓壯丁之苦，依稀記得，有一次三哥被鄉丁抓走了，父親哭著鼻子求保長放人，結果賣了耕牛、豬和秋收黃豆，交了一百元銀元才將三哥保出來。這時，有人對我父親說：“你五個兒子怎能逃壯丁，給一個兒子去讀書吧，初中畢業后人家就不敢欺負你了，才可避免抓壯丁。”父親聽了茅塞頓開，于是，決定四個哥哥耕田做粉干賣，賺錢給我讀書。

我太幸運了，可以上學讀書。父親諄諄教導我說：兒呀，要爭氣呀，好好讀書，讀了書就沒人敢欺負我們了。

我死死記住這句話，把這句話當作動力。

村子里沒有學校，得去四十華里外的區公所所在地上學，年紀小路遠走不動，但也得去。1946年，我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光澤縣立中學，這時，村里人對我家刮目相看，對我父親說，你現在不怕了，兒子考上初中，誰還敢欺負你。從來對我父親冷淡的保長，乍然熱情起來了，見了面沒話找話說，也要閑聊幾句。

我家離光澤縣城九十華里。那年，我十五歲步行去讀書，常常是天蒙蒙亮吃過早飯后，二哥挑一小擔，一頭是大米，一頭是我的被服和中午充饑的飯團，我也挑一小擔，一頭是書本，一頭是一竹罐酸菜或辣椒醬——一個月的口糧和拌飯的菜呀。急匆匆，顫悠悠，從家里出發，沿著山間小道翻山越嶺，蹚小溪出山川，走累了，坐在路旁泉水洞旁休息會兒，喝口泉水再步行，走呀，走呀，到了下午，腿像上了鐐銬般又重又沉又酸。走不動了，二哥硬是拽起我說，走呀，走不動也得走，“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”，再苦再累也要爭氣啊！我只得打起精神昂首闊步朝前走，直到傍晚，城里華燈亮起才到學校，到校后食堂已打烊不能蒸飯了，只好上街買兩個饅頭充饑，吃過后，一頭栽倒床上睡覺了。

1949年，光澤解放。我回到家鄉參加革命，我和幾個年輕人替解放軍買米買菜送信，帶路剿匪。接下來，成立民兵隊、農會、婦女會和鄉政府（相當于現在的行政村），我被推選為秘書財糧。那陣子干勁不知從何而來，日夜奔跑在鄉村，步行四十華里送信去區公所，匯報情況，上午去下午回一點不累。1951年開春，我參加了解放軍——建陽軍分區光澤獨立九營，領導分配我當看護員，任務是替剿匪傷病員洗衣送飯、喂飯、喂藥、倒尿盆，幫助傷病員洗臉洗澡。部隊出發剿匪，我背著背包跟著部隊走，步行一百多里也不掉隊。當時作為初中生的我，屬知識分子，干了四個月看護員后即調去營部協助秘書搞統計，即統計全營戰士在剿匪中傷亡人數和擴軍增員數，以及彈藥消耗、補充數，每月三十日準時將《人員增減報表》《彈藥消耗、補充報表》送至建陽軍分區。光澤至建陽二百余華里，得沿著被國民黨破壞的公路步行三天。頭一天從光澤到邵武，在水北汽車停靠站路旁小飯店住宿，第二天從邵武到麻沙，第三天由麻沙到建陽。每個月，我有六天要步行在光澤至建陽的路上。別看那兩張小報表，可是軍事絕密文件。為了安全，營首長還派兩名戰士護送我前行。

1952年公路修復了，有了不定期的班車開往建陽。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坐上汽車，我快活得像燕兒飛翔，樂不可支。解放初期沒有汽油，沒有柴油，汽車以燒木炭鍋爐蒸汽為動力，駕駛室旁邊豎著一個長方圓形鍋爐燒木炭，煙霧滾滾，塵土飛揚，汽車從光澤到建陽中途要添幾次木炭，鍋爐要加幾次水，汽車上坡嗚嗚叫，下坡嘶嘶響，汽車停在哪，哪兒便留下一堆黑灰。

1954年開始，汽車改燒汽柴油，班車也正常運轉了。從此，我出差不再步行，可輕松乘班車。

1963年，我退伍成為中共邵武縣委宣傳部干事。當時，縣委僅配備了一輛吉普車。有一次，我跟縣委書記石毓維去故縣和胡書檢查抗旱工作，有生以來第一次坐上了小車，機關同志羨慕極了，說你真幸運，坐過小車了。我喜滋滋說是傍領導的福。

改革開放后，隨著經濟迅速發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，坐小車不再是什么稀罕事。那年，在廈門開公司的女兒，買了進口小車開回邵武，說：“爸，你年老了，要去哪兒不必步行了，這小車給你用……”

沒有經歷過崢嶸歲月，就無法理解今日的輝煌。如今，我無論去那兒，小車隨叫隨到，這在當年，我連做夢也不敢想。我想，我算是趕上這個好時代了，我已不再為生活而疲于奔波，而是為健康長壽而休閑步行，盡情享受著天倫之樂了。日月如梭，峰回路轉，飽含深情，當我再次邂逅已消失的遠山遠景，不由得喜歡上了高山的燦爛夕陽。

（作者系我市退休干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