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原載《閩都文化》2017年第四期）

一、

   山城飄香蝦油味，錯把他鄉當故鄉。

   前幾年福州文友來邵武采風，于“九曲理發店”剪發，甫一進店，便聽到理發師傅用地道的福州話迎候，立時便感親切。理發過程中，更發現福州話在店中飛來飛去，時不時師傅們還會豎起福州人最習慣的“中指”動作……，這悅耳的、熟悉的、韻味無窮的福州習俗，與店中四處彌漫著久違的、好聞的木炭燃燒氣味混合一起，讓他感到十分的溫馨可人。這哪里是在福建邊城的感覺，簡直就是置身一家老福州的理發店之中。文友驚喜道：“想不到這里竟是充滿了福州味，像這種地道的傳統理發店，如今在福州也少見了，著實讓我享受了一回老福州的味道。”

   邵武，確實是一個無處不散發著閩都文化的地方，這座邊城有眾多福州人開的福州老行當：福州的京果店，風生萬馬間；“三把刀”（理發刀、裁縫刀、廚刀）技藝高超；福州的“三寶”（脫胎漆器、角梳、紙傘）大放異彩。走在大街小巷中，不難遇到說福州熟話的依伯、依姆，更還有為數眾多的，福州話說的磕磕絆絆，但又愛說福州話的本地人。福州的文化習俗、生活方式在此如魚得水，無處不在、無處不顯魅力。

   福州人愛泡湯池（泡澡），有“浴在福州”的說法。受此影響，為數眾多的邵武人亦愛上了泡湯池的習俗，城區只有10萬人口的縣城，頗有檔次的洗浴中心就有五家之多，每日里熱氣騰騰、春意盎然。

   邵武山高水寒,當地人嗜好辣椒，三餐吃辣椒乃尋常之事，有“無辣不成飯”的說法。而福州人則對“蝦油”情有獨鐘，沒有蝦油菜不香。幾天聞不到蝦油味，便沒有了食欲。這種喜好，是印刻在心靈深處的，即使身處他鄉也不可能忘懷。在邵武福州人不用發愁，這里“蝦油味”四處彌漫、飄香濃郁，一點也不遜色于當地的“咸辣味”。說來福州人或是堅守、或是有些頑固，方方面面都難以入鄉隨俗。不少人在邵武都幾十年了，不僅不會說本地話，更不會吃辣。但反過來，許多不吃蝦油的邵武人反被福州人給同化了，愛上了蝦油的味道。

   邵武的街邊巷尾，不難看到福州撈化、福州肉燕、福州鍋邊、福州魚丸等極具福州特色的小吃，生意十分興隆。其中最紅火的是一家“知者來”鍋邊店，生意持久不衰，還開了兩家分店。鍋邊店老板說：“知道在邵武的福州人多，三十多年前來這里開鍋邊店，初時還以為只能做福州人的生意而已，沒想到當地人也都喜歡上了福州鍋邊。”不僅如此，東關有一位挑擔子賣福州魚丸的福州人，早在解放前就來到了邵武，他那地道的福州魚丸與地道的福州熟話叫賣聲，在小城名氣亦不小，可以說是老少皆知，誰人不曉。

   不過，與福州傳統特色小吃略有些不同的是，邵武的福州小吃在保證海鮮味的前提下，加入了大山里的農特產，如新鮮冬筍、春筍以及香菇干等，衍生出另一種福州特色小吃的風味。我想，這是一種山城內陸性與福州海洋性的特質兼容，二者相互激蕩、互為補充，山海結合、相得益彰，亦也是閩都海洋文化與邵武的山區文化碰撞出絢麗多彩的火花。

二、

   按理說閩都文化圈應為閩江下游地區，福州境內的五區八縣及寧德的古田、屏南兩縣范圍之內。與閩北的邵武是完全是語言不通、習俗不同的兩個文化圈。邵武地處江西交界處，與福州有數百公里之遙，加之閩北大山的重重阻隔，植根于福州地域的閩都文化在此緣何會有強盛的生命力？

   追溯歷史本源，就不覺奇怪。邵武文化與閩都文化，主流本質相同，都以閩越文化為基礎、中原文化為主體。至今，邵武富屯溪北岸的越王村存有越王臺遺址。咸豐年間的《邵武縣志》載：“越王臺一名越陽，舊傳無諸駐獵之所（注：屬東越余善駐獵之所)，后廢，有牧子于此得古瓦，皆羅紋雁翅之狀，叩之鏗如金石。荒臺枕古丘，伊昔越王游”。臺址呈長方“凸”字形的土堆，土層中夾雜紅燒土塊，高約2米，東西長27.5米，南北寬16米，出土灰色細繩紋板瓦和大量印紋硬陶。可惜1958年農場墾荒，臺基被毀。1986年10月，省、市博物館在越王村北約1.5公里處的山坡上采集到石斧3件、石錛l件、西漢四乳四螭紋銅鏡l面、西漢匏壺1件、西漢雙耳罐2件。其中西漢壺、罐與崇安漢城遺址發掘出土的陶器風格一致。

   說到中原文化元素，邵武是當年中原文化入閩的首站。西晉南北朝至宋代，中原大規模南遷有三次：第一次是西晉末東晉初的“八王之亂”，北方漢族人因避亂而南遷，多有棄官攜眷逃亡，故稱為“衣冠南下”；第二次是唐朝末年黃巢起義，社會動蕩，一大批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來到相對安定的福建躲避戰亂；第三次是南宋末年，元兵進逼，客家先民從江西入閩。邵武山清水秀，祥和安寧，避亂入閩的士大夫或文人在邵武安家者甚多，在這支隊伍中有南宋二位宰相李綱、黃潛善、太極宗師張三豐、唐工部侍郎黃峭、詩論家嚴羽等人的祖先。 這一大批優秀人才的進入，對邵武，甚至整個福建的文明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。而中原人口每一次大規模南遷，作為首站的邵武成了中原文化進入福建的民俗沉積地，邵武在人口劇增的同時，中原的先進文化得到彰顯。

   時至近代，閩都文化亦有三次較大規模的返哺邵武，第一次是1938年抗戰時期，在福州的一些學校、醫院、公職單位遷到邵武，包括許多福州民眾“逃日本兒”（福州語）攜家帶口來到邵武，據史料記載，從福州“逃日本兒”在邵武安家的有幾千人之多；第二次是1955年開始的鷹廈鐵路線建設時期，一大批福州的知識分子和各行業的技術人員支援鷹廈鐵路建設，據了解，后來絕大多數人因種種原因無法回榕，留在了邵武安家立業；第三次是1969年至1975年間，大量的福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來到邵武，據當時的縣知青辦統計：到邵武插隊的福建知青人數達到近3000人，至今有百余人留在了邵武安家落戶生兒育女。

   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中原文化入閩，以及現代三次較大的閩都文化返流，無疑對本身就有著兼容性的邵武文化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。之所以，邵武的閩都文化色彩濃厚，亦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三、

   閩都文化在邵武的傳播與光大，必須記住當時邵武的福州會館。

   歷史上邵武是一個繁華的物資集散地，但它在1958年前不僅沒有鐵路，邵亦沒有公路，全靠水路運輸。邵武東關城門口碼頭是水運津要之一，城門口則是縣城中心，十分熱鬧，不僅當地富商巨賈聚居于此，大量外地客商亦在此聚集。有廣東幫、江西幫、福州幫、興化幫等，僅米市糧商就有近百家。當時有不少福州人在邵武經營京果、鹽米等生意，人稱福州幫。從邵武采購大米運往福州，又從福州販運海產、糖果、食鹽來邵武銷售。當年有一個叫游登哥的福州青年人，不僅長相俊秀，風度翩翩，且聰明睿智、頭腦機敏。十九歲那年他從福州來邵武，幫忙父親打理生意，不幾年便接替了父親的第一糧食商號位子。在福州長大的他見過大世面，又有文化，智商情商俱佳，生意做得風生水起，八方興隆。他善外交，為人豪爽、仗義執言、濟困扶危，在福州幫及當地人中極有人緣和威信。為保護福州幫在當地的共同利益，他與另外兩家福州大商號老板游振彬、陳作舟籌集了一筆雄厚資金，于民國十三年（1924年）在繁華的中山路建起了福州會館。會館為現代大院形式，面朝大街，規模宏大，有60間客房，還有戲臺、酒樓。門口青石雕花柵欄，大門上“福州會館”四個大字雄健有力、穩重大方，乃當時福建省省長薩鎮冰手書。會館落成之日，按照福州習俗舉行新戲臺開臺活動，特意從福州請來“善傳奇”名戲幫上演閩劇三天三夜，甚為熱鬧。

   民國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福州人陳天雄任邵武縣長，游登哥以同鄉之誼在會館舉行盛大慶典宴席，從福州快馬運來海鮮品，煮地道的福州菜招待來賓，讓陳天雄亦是驚訝不止，佩服有加。

   福州會館不僅為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龍頭之力，為弘揚福州文化亦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。每年的農歷正月十五，會館均要舉行元宵節慶賀活動，張燈結彩、大擺宴席，聘請福州名演員們唱閩劇，說福州評話。讓福州人身在他鄉如同在故鄉，而那些前來湊熱鬧的本地人也深受感染、不亦樂乎；除此之外，農歷三月二十三日馬祖娘娘誕辰，以及九月初九馬祖升天之日，亦要舉行太平出游街坊活動，從福州特意訂制了兩尊脫胎漆塑的太平神像，衣袍內是空架，真人藏在其內，神頭大如桶，穿袍青馬褂，在街上手舞足蹈與小孩逗玩，引得男女老少開心不己，捧腹拍掌。太平神所到之處，無論是福州人還是當地人都燃放鞭炮迎接。使得福州幫與福州文化在邵武的影響日益擴大加深。

   抗日戰爭時期，福州幫把福州會館無償提供給政府，作為糧食購銷處和倉庫，解放后又給邵武紡織廠當工人宿舍。可惜的是，在九十年代難逃大拆遷之命運，曾經為福州人在異鄉的溫暖之所，以及為福州文化做出重大影響的福州會館不復存在。真是可惜哉！

四、

   福州評話，不是地道的福州人不但聽不懂，而且很難品出其中的韻味。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這個生存區域性很強的藝術形式，在邵武曾大受歡迎。

   邵武農械廠有一位職工叫鄭文魁，福州臺江人。他自小喜愛福州評話，孩提時代就經常在三坊七巷、評話館、茶館場子等場所“蹭聽”。數年后，他說書技巧有了一定的水平，能獨立演出。后因生活所計，不得不離開福州來到邵武農械廠食堂工作。在他簡單的隨身行李中卻有折扇，驚堂木、銅鑼等說書的必備器具。當時農械廠有許多福州人，常聚在他宿舍里聽他說福州評話，以遣懷思鄉之情。后來，住在東關一帶的福州依伯、依姆們，知道有這么一位說福州評話的人，喜出望外，便請他晚上去開場，所演出的自然都是傳統曲目，如《海瑞罷官》、《萬花樓》等，不僅受到邵武的福州人歡迎，亦受到不少聽得懂福州話的當地人捧場。鄭文魁成了城關一帶很有名氣的藝人，大家稱他為邵武的“福州評話王”。可惜好景不長，鄭文魁給大家帶來快樂的福州評話，最終也給他帶來了禍端。1970年，他因販賣封、資、修，宣傳《海瑞罷官》，為彭德懷、羅瑞卿鳴冤叫屈，企圖翻案。被當時的縣革命委員會人保組定性為“現行反革命分子”，戴上帽子，開除留用，監督改造。不久，鄭文魁因受不了管制改造的壓力，逃回原藉福州臺江，東躲西藏，幫人做煮飯做菜，以此為生計，直到1981年，他得以回到農械廠。此時他己經50歲出頭，原先一個性格開朗、愛說愛笑的人變得性格內向、小心翼翼。他所鐘愛的福州評話，不再見他言之半句。但是他對好友言：“福州評話存心中，難以忘懷。”

   確實如此，一個人、一個地方、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是不肯輕易丟失自己的文化根基。這讓我想到猶太人這個優秀的民族，他們2000年前就沒有了家，被人驅趕出家園，淪為奴隸，四處流落。而美國人種科學家調查過，不論什么民族，一經亡國五百年，文化上必被異族同化，在與其它民族摻雜的居住過程中，會喪失民族特性。但猶太人這個奇特的民族在亡國流浪兩千多年后，還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與民族特性。在耶路撒冷的“哭墻”前，我曾親眼目睹了眾多的猶太人來到這里，面對“哭墻”訴說自己遭遇的苦難，哭泣自己曾經無家的悲情，包括那整隊的猶太年輕軍人們到了這里亦也是淚流滿面、難以自止。無論誰看到此情此景，都會被這一截斷墻，這一片哭聲而唏噓不己。如若沒有一種優秀的文化在心中堅守與永存，就沒有“哭墻”感人至深的此情此景。

五、

   邵武富屯溪，為浩浩閩江之源頭。它把閩越文化、中原文化帶到了福州，亦把福州的都市文化（包括海洋文化）源源不斷地帶到了山城，縮小了大山與海洋、落后與先進、閉塞與文明的差距。不可否認，閩都文化能夠在山城邵武飄香四逸，與富屯溪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，其功不可沒。

   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基督教美國波士頓總會設在福州的“閩中協會”為擴大傳教區域，派遣美藉傳教士和約瑟、吳西面、力腓力與醫生惠亨通、柯偉良一行來到邵武傳教。當時福州到邵武的陸地交通極為落后，相對而言，水路比較通暢且安全可靠，但亦是十分辛苦，從福州到邵武逆流而上要半個月之久。福州的教會人員便是從水路來到邵武，他們在山區傳教的同時傳農業、傳醫學、傳文化。清光緒五年（1882）在邵武成立了傳教總堂和醫療館，爾后相繼開辦了學校和醫院。1885年，美國波士頓總會又陸續從福州派遣美藉人福益華、多察理、柏恒麗等十數人先后到邵武開設圣教醫院、漢美中學、樂德女子中學及小學、幼稚園、農林試驗場、奶牛場等。到1925年，己開設中學2所、完備高級小學5所、初級小學15所、幼稚園2所、神學院1所、婦女圣經學校1所，以及十余處醫診室。 

   1938年抗戰時期，福州基督教會在福州開辦的協和大學、格致中學、文山女中和一些機關企業、銀行、金融保險先后內遷到邵武，包括一大批為數眾多的教職員工和學生。這一切為落后的、封閉的邵武山城帶來了現代的醫學、教育、農業生產等方面的繁榮，更帶來了先進時尚的文化理念。

   當時這些大量的人員和物質，包括后來的1946年，美藉傳教士詹雨時、潘德惠夫婦，醫師林恩華、懷蘭夫婦等人帶來的大批西藥和醫療器械，均是通過水路由福州運抵邵武。在這條傳遞物質與文化的河流上，福州文化圈內的閩清人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當時邵武以及周邊的光澤、泰寧、建寧、建陽等地森林資源十分豐富，大量的木材從邵武的東關碼頭、水口寨碼頭通過富屯溪運往福州，包括運客的“鳥雀船”（即烏蓬船），都是福州地區的閩清人。在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中，富屯溪把閩都的優秀文化源源不斷地帶到了邵武。

   習總書記言：“ 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強盛，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。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，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，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。”閩都文化與邵武文化，本就是你中是我，我中有你，加之長年的熏陶與傳遞，閩都文化在邊城得到傳承興盛，乃理所當然、順理成章的事。但更能證明一點的是：閩都文化能被不同地域文化所接受與認可，毫無疑問有著其成熟的、與眾不同的魅力，是一個文明先進的文化、是一個源清流潔的文化、一個源遠流長的優秀文化。我想，如若有朝一日會有世界大同，文化大同，閩都文化亦飄逸其中。